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对执行赔偿并没有要求违法，也没有要求过错，应当适用结果归责，即只要执行对象、标的搞错了，不管执行人员是否存在过错，也不管是不是违反了既定法律规范，都应该纠正错误并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不能返还或者回复的，要支付赔偿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12]杨小君：《国家赔偿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172页。
第三人赔偿不足、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下落不明，行政机关又未尽保护、监管、救助等法定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机关未尽法定义务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确定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对于因违法采取限制出境措施造成当事人财产权的直接损失，可以给予赔偿。这主要是考虑到对于一些从事小生产、小本经营的业主，违法查封、扣押其生产设备（例如炉具、复印机）、运输工具（如三轮车、摩托车、货车）等被违法查封扣押，可能导致其生活严重困难，仅赔偿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不足以维护其正当权益，为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应当根据正常营运收入对其实际损失进行赔偿。[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2〕10号）第24条规定：由于第三人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损害的，应当由第三人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一规定是很有必要的。
评估或者拍卖机构实施违法行为造成损害的。第一种方案具有更强的实证法正当性，但从保证停产停业国家赔偿标准一致性的角度而言，后一种方案似更为可取。[11]从解放战争开始，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就陆续召开地方人民代表会议，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机关。
基于政治合格的要求，在提名代表候选人、确定代表候选人、投票和当选等程序中，应当对候选人的政治素质和政治立场进行严格把关。确立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建基于主权逻辑：一方面，基于人民主权的逻辑，全国人大体现人民性，成为主权者的代表机关。国家权力机关的逻辑基于人民主权和主权不可分两大理论基石，前者强调其人民性，后者强调其最高性。（2）在代表机关和工作机关之间，现行宪法充实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形成了一院双层的组织结构。
[65]乔石：《乔石委员长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
具体包括：（1）在工作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由于改革开放后立法工作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3]并建立起精密完备的立法工作机关，这导致立法权挤压了权力机关的其他职权（比如宪法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监督权）。在五四宪法施行初期，中央领导就确立了唱对台戏的监督思路。[62]由此可见，工作机关的建设和充实，实则连通全国人大的政治机关、代表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属性，使其实现各种属性并具备了组织基础和机构载体。[60]参见狄济洪：《人大信访工作的回顾与展望》，载《人大工作通讯》1994年第20期。
边区政府认为主权不可分，强调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因而国家权力是不能分割的，力主实行专员兼任法庭庭长县长兼任司法处处长等制度。[10]《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页。[16]1950年至1952年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民主建政的高潮。只有通过工作机关建设，才能具有与实现其他属性相匹配的机构、能力和人员，并且推动相关职权（比如立法、备案审查、预算审查、国有资产监督）的专业化。
然而，此处面临的悖论是，我国县乡两级人大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包括全国人大在内的上级人大则由间接选举产生，这是否意味着基层人大更直接地承接了人民主权，形成了地方人大的合法性高于全国人大的合法性倒悬格局呢？诚如黄明涛所指出的，国家权力机关序列的建构，是由基层逐渐上升至中央的——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实则最后被创建。经中央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很快地建立了党组。
（3）在国家权力机关和工作机关之间，全国人大应积极履行宪法赋予的重大事项决定权和监督权，注意自身权力边界，为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监察机关依法履职提供支持型监督。[28]由此可见，人民范围的界定，契合了党在不同阶段的政治任务和历史使命，旨在建构人民的内在同一性，解决了代表何以可能和代表谁的问题。
二、全国人大作为政治机关 政治机关是人大的本质属性，旨在明确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政权的内在关系。据此，应注意调适工作机关和内部工作机构的关系，避免可能出现的反向控制。四、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 得到党的领导和支持，遵循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原则，全国人大同时也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自身建设，推动内设机构和机关人员的优化和充实，使得各项职权能够有相匹配的机构、制度和人员予以承载和推动。周鲠生对此解释道：政权就是国家权力的意思。[38]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71-272页。
1948年4月，党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因此，最高权力机关并非全权机关，而是宪法之下的有限机关。
（2）在代表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全国人大要适当分配其与常设机关之间的职能。[22]在此背景下，与政权机关相比，权力机关的概念更为精准地描述了权力一元化基础上的职权分工。
[52]在出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强调，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但不代替一府两院行使职权。[48]参见《谢觉哉日记》（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7-758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75]一方面，全国人大要贯彻落实党的政治判断和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为执政党的重大改革决策提供法律依据和规范指引，缓和改革和法治的内在张力。五、全国人大作为工作机关 全国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属性和工作机关属性之间存在交集，但并不完全重合。从主权不可分的逻辑出发，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即在权力一元化的基础上适当配置职权。
栗战书委员长对此强调，要正确有效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切实做到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在哪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56]按照彭真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迅速完成并逐步完善机关建设。
[51](2）人大和政府的工作制度和方法不同，也决定了人大难以直接执行。[57]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51]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由此，可考虑增强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的主导权，善用全国人大的重大事项决定权，促使全国人大在有限的会期中行使更多实质性权力。
比如在1941年至1942年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就曾围绕主权不可分和司法独立开展过公开讨论。基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要求，人大代表的组成应当能够反映社会结构，人大代表的意见应当能够反映群众意见。王理万，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教授。[17]民主建政不仅旨在建立政权机关，也训练人民参与国家政权，干部与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对行使政权的认识，经过实际的行动而迅速提高。
[33]李占荣：《中华民族入宪的法律意义》，载《中国民族报》2018年4月27日，第6版。关于人大权力得以强化和充实的制度原因，目前学界形成了政治嵌入和嵌入社会两种观点：前者认为人大获得发展主要是通过靠近权力中心和获得党委的支持，后者则认为社会力量的壮大和参与推动了人大的发展。
从决策与执行关系的角度而言，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发挥组织性功能，在权力一元化的基础上展开职权分工。有些问题虽不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但社会高度关注、各方面意见分歧较大、难以协调形成共识，也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报告、由党中央决策。
[5](3）在政治机关和代表机关之间，全国人大作为政治和法律的方面，如果无法协调这两重角色，容易出现改革和法治的不同步，甚至可能出现党大还是法大等伪命题。具体包括：（1）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需在宪法范围内行使职权，这是避免权力过分集中的应有之意。
